少林禅宗传

在道信之前，从达摩初祖开始，到二祖慧可，三祖僧璨，每一位都在禅宗发展历史上有声有响，达摩初祖创立禅宗，传《楞伽经》于慧可，慧可将其传于社会上层，吸纳信众。

三祖僧璨开始在深山丛林中设立道场，用以弘法，由面向权贵开始扩展到民间。前三祖，都是奉头陀行，常乞食、居空寂之地，游化为务，就像达摩独自面壁九年，慧可四处游历，僧璨隐居山林远离世事。而四祖道信则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，那就是定居收徒，聚众住丛林修行。

这是禅宗从来没有遇到的新问题，以前是个人修行，最多是小团队，现在是一个社会群体在一起修行的问题。最高时僧众保持在五百至七百人之间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道信开创了禅宗的农禅制度，改变了僧人不从事田间劳作的习惯，把居寺中忙于各种杂务，当做修行。开始自给自足。

而这时，另一个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。无论是达摩、慧可、僧璨，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，道信也有着一定的文化修养，这一切都保证了传习《愣伽经》时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此前的传习对象，绝大多数都是有着良好文化修养的贵族。然而，到了五祖弘忍时，同时在一地修行的僧众已达1000余人，且相当一部分人连识字都困难，要传《愣伽经》几乎不可能。

五祖弘忍在道信身边四十余年，目睹了整个僧团发展壮大的问题，更看到了四祖道信一方面为了传承《楞伽经》所做的努力，又一方面由于僧众人数众多，且文化层次偏低等现状而讲解《文殊说摩诃般若经》所倡导的“一行三昧”的努力。
《楞伽经》是前四祖，特别是前三祖传法时，所依据的最主要的经典，达摩曾对慧可说“吾有《楞伽经》四卷，亦用付汝，是如来心地要门，令诸众生开示悟入。”并言说“吾观汉地惟有此经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”，所以，此前禅宗最主要传授的经典，是《楞伽经》。 

但《楞伽经》义理深妙，微言有隙，同时又名相繁多，细分微致，而且文字简古，句读常不为知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没有一定的文字基础，这部经很难读懂，很难学，极难传播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五祖弘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改成讲授《金刚经》。这也间接决定了今后南北二宗的分立，为其后来神秀和惠能的分立，埋下了根基。

东晋时，求那跋陀罗传译《楞伽经》，到达摩修禅，慧可、僧璨，均具印度禅师风度，入定静修，通俗点来说，他们和他们的弟子，都是按专业运动员来培养，至于那些王公贵族，听听佛法，参与佛事，均是票友性质，打打酱油而已，若要论正式修行，那门槛是极高的，不过也有票友中，偶尔冒出一两个极其想当专业选手的。
达摩当年有一粉丝，便是梁武帝，如果你不知道梁武帝是谁不要紧，他就是那个下令天下僧人只准吃素的皇帝，从他以后，不吃荤，成了传统。 

他不只是规定和尚不吃荤，同时还号召天下百姓吃素，为了展现决心，他先后四次出家。第一次出家，扛了三天就自己回来了，回来后改年号为大通，并大赦天下。他对自己第一次出家只坚持了三天的事耿耿于怀，于是开启了第二次极限挑战，二年后发起了总攻，直接穿上僧侣服，出家了。大臣们第二天上朝，都蒙了，皇上出家了。

梁武帝出家，既有对佛教的热爱，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，但他有一颗成为专业运动员的心没变，出家成僧之举，从一个侧面，也可以看到当时要成为一个“印度模式”的僧人，对其精力投入方面的要求。自然，大臣们因为梁武帝的出家，先后支付了多达四亿的赎金。

从达摩到僧璨，都基本采用以入定静修、乞食游方为主的印度佛法，完全是专业运动员的培养方法，实际上有着极高的准入门槛。而到了四祖道信时，亲率僧众开荒种地。五祖弘忍更是在寺院推行农禅双修，用通俗的话来讲，让你一天打坐六个小时你做不到，那跟着我们一起来种地你总能做得到了吧。

而这种农禅双修的模式，改变了此前基本以独自入定禅修为主的修行模式，而这些参与者，大多都没有什么文化，但有着广泛的来源，真正的将佛学发展到了社会底层。

那么我们如何理解《楞伽经》和《金刚经》，如果把两个都当成训练课程的话，一个是针对和培养专业运动员的课程，一个是针对普通爱好者到准专业运动员的课程，但让爱好者觉得他们接受的就是正规的、专业的训练。实际上，是解决了高门槛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