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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易行
恪守良知
每次经过中国人民大学东门,总能看到办假证的人,他们是清一色的年轻妇女,他们都怀抱一个小孩,他们是职业办假证者,五十块钱可以办下任何大学的学生证,更多钱可以办下任何大学的毕业证。你只要从他们身边经过,他们口中会低声喊:“要证么?办证么?学生证毕业证都能办——”。
或许他们是一个饱受社会批评,游走在法律红线上下的群体,但每次看到他们,我就会想起他们的鼻祖,也就是大规模办假证的鼻祖,却令人心生敬仰,是的,因为办假证,令世人心生敬仰。
这是一个四个人的专业制假证团伙,他们专业办假证,包括护照、定量配给证、学历等各种身份证件。
这个团伙最早办证,目的自然是为了赚钱,但后来生意太好,以致于没有时间收钱,这个团队中有一个人叫Kaminsky,他一生中,有30年的时间是办各种假证,用假证救了数万人的性命。
他们是一个犹太人组成的巴黎地下制假证的小团体,Kaminsky是他们中的一员。那时他才18岁,在这个制假证组织中担任着技术总监的角色。这个角色,还是意外情况下当上的。
他是个出生在阿根廷的犹太人,7岁是随父母来到法国。1943年,他和家人被德国人抓到了集中营。在集中营不久,身边的犹太人都被送去处决,只有他们活了下来,原因是他们持有阿根廷的护照。
但可惜的是,他们的护照很快就要到期。他的父亲联系到了一个办假证的团体,给他们一家人伪造新的身份文件。后来证件做好了,他要负责去取件,但是办假证的人告诉他,这个文件上有一个蓝色的墨迹,很难去掉,但如果去不掉,很容易引起德国人的怀疑,并会因为证件造假而依旧被处决。
还好,他从小热爱化学,他提议用乳酸试试,结果,他们成功了。
制假证者惊喜地向他请教了各种技术问题,并邀请他加入进来,大家一起办假证好了,而他也想,跟着办假证的这伙人在一起,万一家里人还用得上什么证件呢。
他工作十分卖力,甚至还自己发明了一台机器用来做旧护照,用自行车轮和其他废弃材料造了一台离心分离机。他们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,每次都需要在十万火急之下赶制假证。很多犹太儿童在他们的帮助下,拿到假证成功混进了瑞士、西班牙。
后来他们的生意越来越火,火到没有时间考虑先交钱后办证,后来火到他们不忍心拒绝任何提出办证要求的人,哪怕对方一分钱也没有!
只要能救的,他们都会尽全力去救。有一次3天之内,他要一次性为300个孩子伪造900份文件。曾经一次为了赶制一大批紧急假证,他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合眼,因为过度劳累,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。“我最快的时候一小时能做30个假证,如果我睡1小时,就会有30人死亡。”
除了挤掉所有的睡眠休息时间,他每天都提心吊胆。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,而是怕自己一不小心会出现失误,导致伪造的文件被纳粹识破。这一期间,他们这个最大的制假证团队,拯救了7000-10000个犹太儿童,还有几千个犹太人家庭。
等到二战结束后,一些新老顾客仍来找他,找他制假证,并且每一个人都有着让他无法拒绝的理由。
接下来的30年里,他重操旧业。参与过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,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纷争、越南战争。仅1967年一年,他就帮助了来自15个国家的人逃离死亡。
他帮过异见分子,帮过士兵。尽管身份不同,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:都是 Kaminsky眼中的“好人”。
1971年,因为在地下组织名气太大,他的身份暴露,遭到当局的关押。出来后,迫于压力,他只能暂停了假证制作。
现在的他已经年达90,对外,他是一个摄影师身份,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过往。
有一种东西,它叫良知。良知是人类一种不需要后天学习的先天道德观念,用四个字来形容,叫天赋良知,中国人也因此将其称为天理。
良知一词,最早见于《孟子》,原文为: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虑而知者,其良知也。”
但孟子就这么讲过一句后,千余年来,基本没有人再提过良知二字,直到明代时,王阳明才重提“良知”二字,言说道:“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,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。吾心之良知,即所谓天理也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,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”
我们对良知(天理)进行分析整理时,会发现,天理存在三个方面。
天理之一:敬畏生命,尊重自己的生命,敬重他人的生命,怜惜他物的生命。
天理之二:尊重人情人性,尊重自然规律。
天理之三:尊重得失之道,不移善恶之根,不曲是非之本。
而Kaminsky,一个30年以来的职务制假证者,能打动我们的灵魂,是因为他做的事情,在维护一个最大的天理,即敬畏生命,尊重自己的生命,敬重他人的生命。
我小的时候,经常听当地人说的四个字,便是“人命最大”,即在人的生命安全面前,什么都要让步。很多年前,有一次我坐火车,邻桌有两个人聊天,一个人说:“只要能在节前把工程赶完,隧道打通,死两三个人算什么,哪个大型工程不死几个人!”
这句话听得我背后发凉,良知,是天赋人权的重要礼物,一个人不管犯了多少错,只要他有良知,他就有着自我救赎的机会,如果他丧失了良知,他将只是披着人皮的凶兽。
人因有心,故有七情,是有七情,方生人性。因此,良知的基础之一,便是人有七情,并且能将七情推之与人,看人失亲人,自己也心有所悲,看他人落难,自己也有所不忍,人们将这种与良知相关,而发乎于心的情感,称之为良心。孟子将其称为仁人之心,即《孟子》中所言的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
而Kaminsky,能因办假证救自己家人性命,推展到办假证可以救更多人的性命,并且一生都无法停止,正是他有着这样一种仁人之心,也即我们所说的良知。虽然在这个过程中,他救的人,有方方面面人,不同宗教、不同政见、不同国度,然而在人的生命面前,这一切,都是其次,最重要的,是这个人要活下去。
而在他的心中,良知是超越国家利益、超越宗教信仰、超越法律框架、超越经济得失的存在,因为它是上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财富,他不忍丢弃,或许在政治、宗教、法律层面,他是一个罪人,然而在良知面前,他便是上帝。
今天有两个故事,都与东德有关。
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向东,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。二十多年前,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,如今,这里是“史塔西”博物馆。
德意志民主共和国(1949-1990年)国家安全部简称“史塔西”。它的口号是“我们无处不在”。
据不完全统计,1950年至1989年间,史塔西有9万正式探员,在国内有17万通报合作者,在西德有2万,合计有28.6万合作探员。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,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,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。若计入非正式雇员,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。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,那么每6.5个东德公民中,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。当时东德全国人口不过1800万,而史塔西就给其中的600万人建立过秘密档案,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这就意味着,你的父亲、儿子、妻子、丈夫、最信任的同事、最亲近的发小中,有好几个人是线人,他们在每天向史塔西汇报着你的一切,包括你早上几点出门,在家里说了什么,倒了几次垃圾。他们监视着你的一言一行,稍说过出格的话,都有可能会招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。
1992年,距离柏林墙拆除,德国统一已有两年时间,人们在这两年中,终于摆脱了史塔西的统治,然而,就在这一年,人们之间反目、离婚,更多的人则过着抑郁的生活,或是离家出走或是自杀。整个社会却处于奔溃的边缘。
二年前,1990年1月15日,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史塔西总部大楼,抢救下大量史塔西来不及销毁的档案。这些档案文字材料长112公里,转作胶片的材料长47公里,图片幻灯片140万张,影像资料16.9万份,被撕毁的碎片材料1.6万袋。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损毁后,手工撕毁的。
从1992年1月起,民众可以查询自己的档案。迄今为止,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170万人,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10%。
这是一场残酷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和道德洗礼。人们发现,告密者不仅有史塔西的秘密警察,还包括自己的好友、邻居、亲戚甚至夫妻,社会各界许多名流等都赫然在列。有对夫妻查阅档案后双双自杀,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史塔西出卖对方。
到了后来,有的人明知道有自己的秘密档案,却选择不去查看。“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,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。”
然而时至今日,仍没有东德曾经的线人站出来,在媒体上对任何一位受害者公开说过一句“对不起”。
与个人昧着良知作恶不同,集体性良知的丧失每每都会带给社会巨大的灾难,犹如中国的文革,同样的情景,很少有人站出来,向自己的老师、同事、朋友等受害人公开说一句“对不起”。
在中国流传一句话,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,那就选择顺应世界。或许这能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个黑暗的人性扭曲的时代。其实,如果你不能明显改变世界,那就保持做自己,保持良知,不作恶。
东德对社会中更多人的造成的,未必是牢狱之灾,而是对人情人性的践踏。因此,我们说良知即天理,天理的第二条,便是尊重人情人性、尊重自然规律。
说到这儿的时候,有人会说,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,你说要这个人做自己,保持良知,不作恶,怎么可能?
是的,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。
东德要倒的几个月前,柏林墙两边都有士兵把守,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,东德士兵亨里奇发现了有一个人乘着雨雾,鬼鬼祟祟地攀爬到柏林墙上,企图逃到西德去。见此情景,亨里奇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AK—47冲锋枪。因此,他成了英雄,没过几个月,柏林墙倒了,他又遭到死者家属的起诉。
1992年2月,卫兵亨里奇因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格夫洛伊,而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受审。这个士兵的辩护律师称,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,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。
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。因为类似的辩护,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,已有先例。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: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,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。
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:判处开枪射杀格夫洛伊的卫兵英格·亨里奇三年半徒刑,不予假释。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:“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,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,明知他无辜而杀他,就是有罪。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,还有‘良知’这个东西。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,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,不是法律。尊重生命,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;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,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。”
中国人将良知称为天理,称为天赋良知,天赋人性,意味着它高于一切法律、政治、宗教的范畴,连一个士兵违背良知执行命令都会被追罪责,更何况常人违背良知作恶,岂能以社会大势为理由进行推责。
当彭德怀认为一亩地产不了十万斤粮食时,那是良知;当一个人认为救自己父亲比救领导更重要时,那是良知,因为他们遵从了自然和人性的规律。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“致良知”思想。
中国人尊尚天理,却忽视良知,此二者,在外为天理,在内为良知,二者是相一致的。天理一词,最早出于《庄子·天运》,原文为“夫至乐者,先应之以人事,顺之以天理,行之以五德,应之以自然,然后调理四时,太和万物。”
意为最美妙最高贵的乐曲,总是用人情来顺应,用天理来因循,用五德来推演,用自然来应合,然后方才犹如四季一样依次有着生长收藏的变化,万物便得以和谐共生。
《庄子·天运》篇中,讲的即是我们所说的天理中的第二条尊重人情人性,尊重自然规律。我们常说,世无天理,人间灾难,不若换民人无良知,世间难安。
尊重人情人性,尊重自然规律,听上去只有十二个字,却是判定一个社会是否清明的依据。同时,不管是一个人,还是一个社会,当他把失去良知当成一种罪过的时候,这本身就是一种良知,这种罪过不是为了道歉,不是为了仇视,不是为了报复,或许他只是为了良知的再一次觉醒,让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拥有自我救赎的机会。
天理之三:尊重得失之道,不曲是非之本,不移善恶之根。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记载:“赵高欲为乱,恐群臣不听,乃先设验,持鹿献于二世,曰:‘马也。’二世笑曰:‘丞相误邪?谓鹿为马。’问左右,左右或默,或言马以阿顺赵高。”
这是故事,便是指鹿为马这一成语的出处,故事的背景是,赵高想要判乱,却又不知道哪些人是坚定支持自己的人,所以,他必须设法试探,于是便有了这个典故。
正常情况下,当一个人指鹿为马时,人们会有三种情况,第一种是站出来说,这明明是鹿,怎么可以说是马;第二种是迎合说,这就是马,一种特殊的品种;第三种是保持沉默。
然而,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,却没有第一种人站出来,这就像希特勒演讲时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他一样,敢明着在朝堂上和赵高作对的人,是没有机会出现在朝堂上的,就算出现,也只是在会后不久,死亡名单上多了几个名字。我们将这一类人,称为不曲是非之本的人。
我们为什么说是“不曲是非之本”,这世间,有些“是”和“非”,只是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,这一类的“是”与“非”,只有枝与叶,也就是看待问题或现象不同角度和高度,因而才引发出不同的是非,比如,下雨,对卖伞的来说,或许是好事,而对卖鞋的来说,这是坏天气。这里没有绝对的是非,所以,不存在“曲不曲是非之本”的情况,因为都是枝叶,无本可曲。
但有一部分情况,是鹿是马非常分明,有着本质区别的时候,如果有人要把美说成丑,把贵说成贱,则属于“曲”是非之本。
北京野生动物园,有人在明显提醒是猛兽区,不能下车的情况下,开门下车,被老虎扑倒,一死一伤的情况下,硬要寻动物园的过错,这叫曲是非之本。
后人在解释什么是指鹿为马的时候,解释得非常好,说成是“故意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”,即明知谁对谁错,明知谁是谁非,却因为利益问题而故意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。
这里的说的“明知”,是指一个人的内心认同,良知是一个人的内心自察,我们也将其称为内在公正,即不偏私,正直。
如果这时候我跟你讲,做一个公正的人,有良知的人有什么样的好处,来让大家做一个不曲是非之本的人,一个公正的人,那反而是缘木求鱼。因为,良知与公正,本来就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,是因人被利欲所引导,才让一些人故意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。因此,良知不会因为利欲而得来,反而会因为有了利欲之心而失去。
因此,我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利诱,来唤醒某个人的良知,让他不曲是非之本。良知是一种自我内在的诉求,这就像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人的自我内在追求一样,它只对有这样追求的人有意义和价值。有大人骂小孩说:“你还要不要脸了?”其中就有小孩笑着说:“我不要脸啊,你能把我怎样?”
所以,我无法跟任何人说,你拥有良知,你会得到什么,会收获什么,而事实上是,缺少良知的人,得到的东西往往会更多。
只不过,一个社会,拥有良知的人越多,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好,你不会担心吃到地沟油,你不用怕医生为了多赚钱故意拖延病情,你不用怕有人会拐卖小孩,不用担心法官会乱判案,警察会乱抓人,不用怕房子被强拆,不用怕有人会一言不合伤你性命。
良知,不是你满足利欲的工具,却是一个社会公平、正义、自由和安全的基石。当更多人的良知开始泯灭时,社会中的每一个人,都将是受害者,无论是谁。
在赵高策划的指鹿为马的事件中,还有一类人,就是当场没有说话的人。我们将这一类人,称为不移善恶之根的人。
当场揭穿赵高的人,恐怕活不过几天,指鹿为马的人,会深得赵高信任,然而,这一批站着不说话的人,他们知道这是鹿,却不敢指出这是鹿,也不承认这是马。
当身边的人昧着良心作恶,或为恶势力推波助澜的时候,这批沉默者,也有它的可敬之处。虽然他们胆小,虽然他们没有担当,但,不同流合污,也是一种坚持,一种勇气,虽然少了一些,但这已经足够他们自我救赎。
在众人行恶时,不作恶,这叫不移善恶之根,正如曼德拉所言:“如果天空总是黑暗的,那就摸黑生存;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,那就保持沉默;如果自觉无力发光,那就蜷伏于墙角。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;也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;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们。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,但不可扭曲如蛆虫。”
曼德拉所说的这一类人,便是我们所言的不移善恶之根所人。不作恶,即是另一种良知。
在良知中,还有一点,叫“尊重得失之道”,即懂得感恩,心有敬畏。
中国古人,在部落社会中,都有自己的图腾,以食蛇为生之族,以蛇为图腾,以飞禽为食之族,以飞禽为图腾,因为是这些动物养活了整个部落,他们以这个动物为图腾,是为了感谢它们使自己得到了生存之机。
《礼记·月令》中,按照十二个月的时令,记述政府的祭祀礼仪、禁令,将一年分为四时,每时为三个月,每个月又有各自的征候,用来与四时对应,从而规定每个月能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,比如叶子枯黄后,方可伐树,鱼长到一尺余长后,方可大举捕捞。祭祀山林川泽的牺牲祭品不要用雌的。不要毁坏鸟巢,不要杀死幼兽、胎兽、刚出生的动物、初飞的小鸟,不要捕杀小兽,不要掏取鸟卵。
这一切,都是在扼制人无节制的欲望,让人懂得尊重得失之道。
天赋良知,良知即天理,它超越一切宗教、法律、国度、种族和利益的桎梏。当上述一切与良知相冲突时,唯良知马首是瞻。